三、贵州，贫穷真是你的名片？

　　1．贫穷的样板店 贵州的浮世绘

　　近代贵州最出名的贡献就是贫穷的样板店。形成中国西部一种非常特别的经济现象——富饶的贫困。

　　《南京日报》曾经有一个整版的报道《狗吊岩，我的青春我的梦》，讲述贵州省有一个叫狗吊岩的地方，无水无电无网络，天黑就必须睡觉，当地没有米饭，只种玉米和土豆。在那里，年过花甲的老人都没有盖过棉被。当地有个退伍老兵吴道江，1997年回到家乡，发现家乡还没有学校，于是把当兵五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在山洞里修建了一所有五个年级的小学，每个年级的教室之间用一块一米高的木板隔开，在一个教室上课，隔壁教室可以听得很清楚。有的人家只有一套衣服，如果今天家里有孩子要去上学，那么全家就得把仅有的一套衣服给这个孩子，家里其他的人都不出门。

　　在贵州省最贫穷的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大方县里最贫困的大水乡，经常看到小女孩稀稀黄黄的头发和她们满是干鼻涕和灰尘的脸，很难让你辨出她们究竟是男是女。他们的家，屋顶都是漏的，外面下雨里面也下，中间一堆炭火，煤油灯，一锅猪食加土豆，被子和床单薄并且脏。这里的人的收入很多靠“租牛喂”。意思就是，把人家家的母牛牵来，每天喂她吃草，差不多一年，喂到母牛下崽，下的崽就归他，然后把母牛还给原先的人家。这里的农民基本都吃自己种养的东西，需要用钱的时候，就抱一只鸡或者扛一袋玉米到镇上去卖，一次差不多能有二十来块钱，这些钱主要是买油盐，还有就是人情往来。农民一年能买上一套衣服就不错啦！他们一般见客人或者去镇上赶集时才穿上干净的新衣服，平时在家都很随意的，这里很多农民，他们一直到死都没有洗过澡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5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这是一个“富裕程度”全国倒数第一，文盲数量极为庞大、教育水平极为落后、人民的体质在全国处于末位、贫困人口全国第一、80多个县中国家级贫困县高达一半以上、氟中毒人口占总人口一半多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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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邻省扶摇上 贵州独徘徊

　　长期以来，贵州经济陷入困局，人均GDP多年居全国末尾，不仅与东部地区差距拉大，与西部邻省如云南相比，发展亦相对滞后，形成邻省扶摇上贵州独徘徊的现象。

　　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解放以来，贵州经济总量日益增长，经济实力增强。但是，同全国和毗邻省区市相比，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逐步扩大，成为自然资源优势突出和经济总体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偏低呈鲜明反差的省份。

　　自己跟自己比，今天与昨天比，贵州的进步不容置疑，但横向比，则难尽人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一九七八年贵州人均GDP为全国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二，一九九七年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四，下降了十个百分点，绝对差值从二百零四元扩大到三千八百六十四元；与东部的比较，一九七八年贵州人均GDP为东部人均水平的百分之三十八，一九九七年为百分之二十点八，下降十八个百分点，绝对差值从二百八十五点六元扩大到八千四百四十二元；三是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比较，一九七八年贵州人均GDP为西部人均水平的百分之六十八点六，一九九七年为百分之五十六，下降十二点六个百分点，绝对差值从八十元扩大到一千七百四十一点六元。直到2004、2005年，贵州人均GDP依然是排在全国最后一位。

　　仅仅落后还不足以恐惧，但俯视贵州，这几十年，却与全国、乃至周边地区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东西部差距几乎是越来越大。

　　从贵州1991年和199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全部、东部的广东和上海同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分析比较中可以看出，贵州与全国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极其巨大而且呈不断扩大趋势。同期，贵州年人均国内生总值从占全国的47.7%降到36.3%（绝对差距从983元扩大到4074元），表明贵州与全国的发展差距扩大了11.4个百分点；同期，贵州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占广东的29.9%降到20.8%(绝对差距2015元扩大到8825元),表明了贵州与广东的发展差距扩大了9.1个百分点；同期，与东部上海市比较，1991年到1998年，贵州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占上海的12.9%降到8.2%(绝对差距6059元扩大到25922元),表明了贵州与上海的发展差距扩大了4.7个百分点。

　　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对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研究认为：如果放在国际背景中比较，贵州人均GDP为1247美元，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790美元），在世界排名第177位，与上海相差132位，与北京相差113位。它是中国的“第四世界”。

　　即便是在西部，贵州与邻省又有越来越大的差距。

　　云贵相连，贵州的邻居云南在80年代几乎和贵州一样穷，但是今天，云南人靠旅游和烟草等特色产业就在西南地区扶摇直上，贵州仍独自徘徊。贵州省经济学者龚晓宽提供的数据表明，八十年代初，贵州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与云南差别不大，而到一九九八年，贵州GDP仅为云南的百分之四十七，地方财政收入不及云南的四成。二○○○年，贵州GDP九百九十三亿元，云南则为一千九百亿元，差距仍以倍计。2005年，贵州GDP预计为1910亿元，在全国仅排在甘肃、海南、青海、宁夏、西藏之前，同年云南则为3400亿元。人均GDP贵州则以4893元居于最后一名。约为云南60%，

　　2005年，贵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893元，与全国13926元的人均GDP绝对差距为9033元，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35%。和川滇桂湘四省的绝对差距分别是3572元、2808元、3418元、4419元。

　　有人做过测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贵州要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大约需要258年，赶上川滇湘等省区的增长水平约需187、70、1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有水平，贵州要赶上川滇桂等省区约需27、26、46年。

　　3．贵州，虽因“贵山”而名“贵”，却因贫穷而出名

　　贵州，因境内有贵山而得名。

　　今天，随便问起一个人知不知道贵州？对贵州什么印象？大部分的回答是：不知道、没听说、贫穷、懒惰、黔之驴、夜郎自大……

　　对绝大多数外省人来说，几十年和贵州有联系的就只有茅台、黄果树、遵义会址。现代也许有神奇制药、老干妈辣椒酱，和广人曾经比较熟悉的贵州醇。

　　倒是多年的“扶贫”工作，使人们知道，贵州有让人“扶不起的贫穷”。

　　因为贫穷，贵州一直被作为是扶贫的重点。

　　到今天，作为全国扶贫的重点地区贵州却越来越有扶不起的的感觉。

　　1980年以前，为了控制极端的贫困，国家采取救济式扶贫，每年向贫困地区调拨粮食、衣物等救济物品及财政补贴，通过“输血”维持贫困地区人民最基本的生活水准。

　　这种扶贫方式到今天产生了诸多问题：

　　资金的利用率不高，造成大量的浪费；

　　对落后地区“越输血，越贫血”，中央政府将发达地区积累起来的资金以财政补贴或投资的形式调拨给贫困地区，但这并没有形成当地经济发展的能力，反而助长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依赖行为，在此种意义上外部资金输入悲剧性地成了贫困地区落后的原动力；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向贫困地区直接救济的同时，又将贫困地区的初级产品以低价调往加工业发达地区，结果使贫困地区成了发达地区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而贫困地区却不得不用政府的财政补贴以高价购买发达地区的工业制成品。

　　不幸的是，贵州作为扶贫重点地区恰恰也是扶贫造成的重灾区。

　　人类学者潘年英通过对贵州省某贫困县一年的扶贫经历，揭示了扶贫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流于形式，作表面文章；毁林开荒，盲目建扶贫项目；扶贫中存在着“话语霸权”及“文化中心主义”等等。就某个贫困地区而言，扶贫资金尽管投入不少，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盲目开荒建厂，结果使环境遭到破坏，而贫困没有减缓，反而变得更差了，于是群众怨声载道，“扶什么贫呢？老百姓说，求求你们，不要扶了，你们越扶，我们越贫。”

　　贵州的穷仅仅是靠扶能扶得起来的吗？

　　当地干部常说些故事当笑话讲给外来扶贫者听：给农民发救济粮，男人背到赶场的地方就卖掉，换点钱买酒跟肉，吃饱喝醉就回家。政府补助每户3000元给他们修房子，居然躲起来不肯修，懒得动啊。最后政府出动民兵，绑了一个村干部回来做带头人，逼他拆掉茅草屋建砖房、逼他用良种种植，后来这家伙致富了。

　　更有甚者，一些贵州人看来，贫穷或许已经成为一种资本和资源，成为廉价获得同情或者资源分配的有力武器。

　　贵州人开始学会打“贫穷”牌。

　　贵州人递出了一张又一张名片，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