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关于教育的产业属性，一般认为教育界关注的较早、较多。两年前，你曾主持过经济界首次关于教育产业问题的研讨会，请谈谈你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和思路。

艾丰：这个问题的提出既是教育自身发展的要求，同时又有经济发展的要求。一方面，教育本身经费不足，需要社会投资，用产业行为、市场行为来补充经费；另一方面经济界也看到教育是现存唯一最大的买方市场——供不应求。消费者愿意在这方面花钱，企业家热衷于在这方面投资，对这个巨大的市场需求不能不关注，搞经济的人最要紧的就是发现需求。

教育的消费与其他消费不同，它既是消费，又是投资。从花钱的角度是消费，从花钱学到了本事，又是投资。这两种需求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拉动既有当前的，又有长远的。同时，教育市场的国际竞争也日趋激烈，如果我们的教育市场供求不平衡，国外会来与我们争资源。

所以，教育产业问题其实是教育界和经济界一同感受并相继提出的问题，是教育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运而生的问题。因此，我认为不要过多地做抽象概念争论，不要影响教育产业的实际发展。至于在具体操作中哪些可以走向市场，哪些可以是半保留状态，要做一些具体分析，分层考虑，让多种办学体制并存。当年我十来岁到北京读书，在电线杆子上看到一则惠我小学的招生广告，就去报名了，那是一所私立小学，但不影响我受教育，一样不耽误事。

记者：教育所要面对的是“人”，这是在教育走向“市场”过程中人们比较担心的地方。

艾丰：大家担心的是教育“生产”的不是一般“产品”，尤其不能偷工减料；教育是意识形态，不能放手交出去。我想用市场的办法筹集更多的教育经费不会影响教育的性质，要把积极鼓励与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关键是要避免“刮风”，任何事情只要一“刮风”，有条件的、没条件的、把事情弄明白的、没弄明白的都一起上，鱼龙混杂，有的就搞成胡赚钱了。所以要重点研究操作过程，把力气花在怎样去规范教育行为，使之符合教育规律上。教育界、经济界需要多沟通。

我觉得需要树立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不要把教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立起来看，好像讲经济效益就一定会影响社会效益；或者讲社会效益一定不能讲经济效益。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传媒是最需要讲政治的地方，要说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不会低于教育，但是新闻界多年前就实行了“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自负盈亏体制，就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际上是分不开的，当然有一个谁前谁后的位置问题。但讲社会效益不是不要经济效益，报纸发行上不去，报纸本身又会有什么生气呢？科学研究与经济能够结合互补，教育与经济也不对立，没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谁也走不动。

社会效益可以产生无形资产，也应通过产业经营，使之变成经济效益。

记者：加入世贸也带来了对人才需求的影响，你认为怎样使我们的教育更具有多样化人才的培养机制？

艾丰：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层意思。我想教育与经济结合、为经济服务不能等到毕业生就业后再来实现，在教育过程中就应特别重视这种结合，使人才的培养更接近实际需要。现在各行各业最短缺的是复合型人才，从产业角度说，就是能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或产业、把知识转化成财富的人才，也就是王选那样的人才。这可以说是教育的一个缺门。

这个问题应该在教育过程中就解决好。教育走向市场更加具有办学灵活、课程针对性强等特点，恰恰在教育与经济的结合这一点上特别有利，这一点利用好，当然会产生社会效益。这个缺陷如果让社会去补，往往代价高，周期长，远不如拿到教育过程中去解决好。不能从体制上造成教育和经济的割裂。

记者：教育走向市场就能产生既能做学问又懂市场的人才吗？

艾丰：起码会使“用户”的反馈得到重视。我不认为只有搞教育的人才懂教育，不搞教育的人也可以从不同方面见仁见智。教育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从认识论角度来说，产品合格不合格的最终检验权在用户，由用户提出的反馈意见往往最为准确，也最为有用。日本一些生产生活用品的大企业经常请家庭主妇做顾问，她们常能一下子切中要害，为企业改进工艺提供依据，其中的道理特别简单，因为你的产品造出来是给她们用的。最好的意见并非一定出自能写教育学的人。

自己的东西自己检验，往往看不出好坏。所以教育改革的依据最终在“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