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初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期间，逛书店时曾见过一本港台版的《公关的十八般武艺》（记忆中的书名），其中多为礼仪接待、活动做秀的内容，翻阅之后颇不以为然。可时隔十多年后，现在看中国公关舞台，炒作已为家常，做秀似成时尚，且有成风气之势，令我有些许担忧。

　　中国的现代公共关系是舶来品，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如同许多引进的概念（观念）一样，理解和操作起来，时常会被扭曲，甚至走入误区。当年中国公关起步时遇到的第一个误区或称迷障曾是“公关小姐”，即以为公关人员就是“公关小姐”，接待科改名公关部，迎来送往等于公关工作的全部内容。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关系职业化进程的加快，现在人们对公共关系的认识已超越了“公关小姐”以及与此相关的内容，虽然公关行业女性居多渐成国际性现象，行业内女性化（feminization）的课题已为国外公关学者广泛关注。

　　之后，中国公关是否一路平坦走来？也不尽然。1990年代中期前后，市场和社会上的“点子热”、“策划风”对中国公关影响也不浅。1990年代后期由于IT的崛起催生的中国公关新生代，或多或少也受其诱惑，当然这里也有IT行业公关特点的因素。这个行业中有相当一部分靠风险投资，其企业和产品品牌的营造与传统产业不同，需速见成效。这样，高投入高产出一夜暴富的做法既促就了中国公关新的繁荣，但也引发了中国公关发展中可能或已经出现的第二个误区和迷障，即公关是炒作是做秀。

　　公关炒作和做秀的具体表现大致有：媒介关系沦落为围绕发稿和字数所做的一切，片面追求发稿量，以稿件字数收取服务费；大型活动一味追求时尚化，明星造势，耗资巨大，不计成本，表面亮丽光鲜，实则虚幻泡沫，浪费人力和财物；公关人物急于登场亮相，喧宾夺主，过度渲染自身作用，贬低客户价值；讲究人气指数，包装追捧，心态浮躁，不实事求是，甚至弄虚作假，误导社会公众，等等。

　　这些做法实质上已违背了公共关系业的行规或称“游戏规则”。公关工作是咨询服务，重在解决实际的公关问题，所以国外关于公关角色研究中有“问题解决者”（problem-solving facilitator）一说。量的堆砌不等于质的提升，信息负载结果带来的是信息贬值。公共关系讲诚信讲信誉，既以真实为本，真情流露，又何来虚假包装，炒作做秀。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曾言：“商人在有目的地造就着今日的时尚。目的是什么呢？赚钱。这造成了两大弊病，其一是浪费资源；其二是注重表面，舍本求末。” “奢华型”高投入并不等于高产出，低成本高效益“节约型”才是真水平。公共关系的最高境界应是无公关的痕迹，公关人员确需有“台面”，“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但“放大别人，缩小自己”，“甘居幕后，不上台前”，这些是行业的原则更是本质。

　　探究这方面的问题，有时也可以看看国际经验，或进行一些比较分析，毕竟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强调与国际接轨。比如：当年国内第一本公关书名《塑造形象的艺术——公共关系学概论》（1986），可能是受此影响，后来国内有了所谓的公关“形象说”；其实，国外公关学术界很忌讳使用“形象”（image）一词，美国著名公关学者、马里兰大学教授詹姆斯· 格鲁尼格曾有一篇学术论文专门分析“形象”的10多种含义，结论是：“塑造形象这一概念包含着这样一种简单的观念，即良好的宣传可使人们对一个组织有好的看法。 这一观念的本质是公共关系的新闻代理宣传模式，以这种模式为主来开展公关工作的组织，其公共关系达不到我所提出的卓越公关的标准。”当然，也许从语言文化的角度去分析，中英文对“形象”一词的释义未必对应。又如，国外成熟的公关机构注意团队作用，少有突出个人，结果事业传承有序，发展持久；而国内则多宣传个人，甚至自我炒作，结果多了不少明星式过客，来去匆匆，昙花一现，于事业无补。

　　中国已进入全面公关的时代，近年来中国公关市场的迅速发展，新一轮公关热的到来，着实令业界欢欣鼓舞。但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一种批判（critical）的眼光。全面公关是由于社会进步，市场增大是由于经济发展，公关界的努力自然有其重要作用，但也要认清和摆正自己的位置，公共关系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不是一门“显学”，公关人员也不是明星人物。我们要学会以平和的心态看待行业的起起落落，不以公关冷而悲愤不已，也不以公关热而忘乎所以。否则就会迷失自我，走入歧途。
公共关系不只是知名度，也不只有高调，更不是炒作做秀。现在讲科学发展观，讲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公共关系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需要业界人士多清除迷障，少走入误区。急功近利误人误己，更误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