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4年在波士顿创办了IDG。在过去的40年间，我每年平均会有4个月会为了技术发布、宣传活动、研究和在线服务等事情往返奔波于各个国家之间。在我成立IDG的时候，美国在全球信息技术市场占有率为78%。那时我就预见到，这个数字到2000年会下滑至35%（实际数字是33%）。因此对我们来说，全球化不是可选择的。今天，IDG业务遍及85个国家，IDG的利润80%都是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

       我们的业务发展到哪儿，我的足迹就会跟到哪儿。IDG每年都会拓展业务到3～5个新国家，所有这些新业务对我来说都是新鲜事物，与潜在客户、政府官员和管理团队见面。与美国不同，那些国家都比较讲究等级划分：人们都尊重职位。如果我亲自到了新的国家市场，我会与大家一起工作定义市场，设定使命和目标，签定合同。而如果是我的员工去的话，他们惟一做的就是与当地居民会面，交换信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确定下来。

       当然，我本人正好很喜欢旅行。即使40年过去了，每一次飞机在一个新国家着陆的时候我的肾上腺素就会变得像某种激素一样兴奋起来。我从来没有因为要到不同地方、与那儿的人沟通感到疲倦过。对我来说，每一次旅行都是一个新体验故事的开始。

       有关任何一个国家商业文化介绍的图书都不会告诉你有可能会遇到些怎样意想不到的事情。1975年在波士顿的一个雪天里发生的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电话铃响了。电话来自于一个巴西企业家，他想要创办一份电脑科技刊物，希望IDG能够成为他的合伙人。他告诉我当时里约热内卢气温是90华氏度，非常热。而我第二天早上就出现在里约热内卢的Copacabana旅馆与他见了面。我们一起用3天时间写了一份商业计划。第三天正是圣诞前夜，那位企业家把商业计划压缩成一页纸，然后在午夜把我带到了海滩边。站在沙滩上，他把写有商业计划的那页纸叠成了一只船的样子，把它放到了海滩边上。他说，如果午夜时第一波浪潮能够把纸船带出海，那么就意味着上帝也在为我们这个计划祈祷，我们一定会成功;如果最终被冲回了岸边，就是说上帝并不赞成这个计划。他看起来对此非常虔诚，于是我就客随主便，与他一起等待。而结果令我们非常欣慰。10年后，IDG巴西成为了巴西最大的技术出版公司。

       在过去的15年间，我的国际旅行大约有2/3都在亚洲。当然，我已经习惯了一些当地的风俗习惯，所谓入乡随俗。当我第一次去中国湖南长沙时，我的合作伙伴把我带到了一个饭馆，我亲眼看到一个侍者杀死了一条蛇，然后把它的血注入到我们的玻璃杯中。一起去的一个同行告诉我，用蛇血混合的酒干杯我才能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幸运的是，我的胃还比较皮实，经受住了考验。融入到当地文化中去所付出的代价确实有了回报：今天，我们中国业务的许多领导人都是湖南人。

       我妻子在很多时候都陪着我到处去旅行。她的50岁生日我们是在南极度过的。在那儿，我遇到了一个来自南极研究站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家。他让我有机会体验了一次长途电讯室设备。我在那儿发出了有关在地震研究、臭氧层分析和冰河运动中计算机应用的电子邮件报告。这些报告导致了南极计算机世界的诞生，现在它已是每月访问量达2万人次的网站了。随着网站的启动，IDG成为了在七大洲都有出版业务的惟一一家公司。这非常有意义。

       2000年，我妻子和我在MIT创建了脑研究学院。神经系统科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发现，当新经历刺激大脑时，会产生神经元。而这些神经元的诞生又会提高免疫系统功能和整体健康状况。换句话说，不断的学习是可促进长寿的。而学习的最好形式就是到新的地方去旅行。

（本文作者为美国IDG集团创始人和现任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