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出差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圣劳伦斯河边与本地的年轻家庭聊天。令我惊奇的是他们大都不知道中国，知道的也只能说出在亚洲。十几年后想起当时的情况，简直像个笑话，加拿大怎么也算是发达国家吧，他们竟如此孤陋寡闻。

　　现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了，知名度也显著提高了。有一次在会上，柯达公司的副总裁叶莺女士说：现在如果美国哪个大企业家想不到中国市场，那他一定是个傻瓜。看来外国企业家不傻，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已经遍布了外国工厂。外国公关公司更聪明，在华的办事处牌子一换，公关业务马上就开展起来了。对此，弗雷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里也是中国市场不离口，但我们高兴不起来。我们不能满足于国外对中国的了解和兴趣只在中国的市场上，否则中国市场也会被有些人说成是污染环境的世界加工厂，经济的发展又会被说成是“中国威胁论”，甚至全球变暖也要专门找中国的原因。

　　说到“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在年初召开的“国家软实力构建与公共关系发展”研讨会上，复旦大学的孟建教授和凤凰卫视的曹景行先生不约而同的提到了凤凰台隗静写自美国的一篇文章：“美国威胁论为何很少听到”。文章说，尽管美军在世界范围内大张旗鼓的自由穿梭，常常是战争冲突的主要一方，却基本上没有专家、媒体或任何国家的任何国会议员站出来提美国威胁论。为什么把伊拉克整成这样一个烂摊子的美国，却还经常以“威胁受害者”的形象出现？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会哭”，这里边有学问，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当我们具备了15万亿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超过1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经济持续以10%的速度增长时，我们应该有能力使我们的软力量得到相应的提升。

　　软实力考验了一个国家和一级政府的公关能力，也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关系管理。其目的无非是构建和保持良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对外是在衡量我们的共关外交的开展。试想，如果有更多的姚明，赢得美国男女球迷的欢呼；有更多的女子十二乐坊让日本的主流观众为之感动流泪；还有更多的国外家庭享受着海尔、联想的产品和服务。这样的传播管理是否会更加有效？

　　政府公关还体现在执政水平和执法能力。政府能否通过信息的有效传播影响和协调公众，形成普遍的认同从而有利于政策的贯彻和执行，这是政府公关能力的又一个衡量标准。2006年初，深圳市政府宣布设立公共关系处，旨在从管理型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创造“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局面，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今年2月23日，又有一条好的消息，中央电视台报道了“安徽芜湖公共关系警察阳光执法”的新闻。这使我联想到生活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刚拿到驾照后不久开车违了章。立即出现的警察首先告知他违反了哪条交规，在开了罚单后给了他一个律师的名片，告诉他交款前有疑问可去找律师。最后警察说，我从监视器里看出你开车还不熟，我开你的车送你回家，再让你的监护人帮你去申办保险。这一切办完了，天也黑了，弄得我那朋友还挺感动。

　　我想说，政府开始设立公共关系机构，这是一件好事，说明了执政理念中已自觉的引入了公共关系，但要真正发挥公共关系的作用，还不能仅仅是“安民告示”，核心问题是要按专业的方法去完成一个专业的过程。